导读
如果中国医院早一些普及安检，杨文医生和陶勇医生的悲剧，也有很大概率可以避免。
2020年9月25日，北京地铁13号线霍营站一名45岁男乘客在去往东直门站的扶梯处突然晕倒，被乘客抬上站台。
地铁工作人员立即报警并呼叫救护车，两名热心群众轮流给这名男子实施心肺复苏。急救人员火速赶到现场，将男子送往医院救治。
从该男子晕厥到急救人员赶到，只有30分钟时间，这个速度应该算是非常快了。然而，男子最终还是抢救无效身亡。根据媒体报道：死因为猝死，家属对死因无异议。
这个案例被报道后，以“急诊夜鹰”为代表的很多医务工作者，再次呼吁北京地铁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，也就是AED。
对于突发的心跳呼吸停止，如果不给予快速急救，患者在几分钟后就会不可逆的死亡。即使给予胸外按压等复苏措施，患者幸存希望也极其微小。
对于这种突发呼吸心跳停止的患者，最有效的措施是立即给予除颤治疗。根据目前数据，如果能在一分钟内进行AED治疗，患者生还希望高达90%。这个生还希望，随着除颤时间的迟延快速下降。
而且，现在自动体外除颤仪已经极其先进，实现了傻瓜式操作，使用既安全又简单。其使用方法经过简单培训即可掌握，即使没有经过培训，热心群众比照配备操作示意图，也可以快速而正确的使用。
这么简单安全又效果奇佳的救命神器，在深圳等地方的地铁已经被广泛配置。
今年1月9日，深圳地铁一名男子突发心跳骤停，地铁工作人员发现后快速给予AED治疗，成功挽救了患者生命。
对比两位男子在深圳地铁和北京地铁发病后的不同结局，实在令人感慨不已。
根据媒体报道，截至2020年1月1日，深圳地铁所辖7条线路各车站共配备AED设备557台，所有车站站厅层、站台层实现全覆盖。深圳地铁联合深圳市急救中心组织开展急救培训40多批次，3200名工作人员完成急救培训，并获得由深圳市急救中心颁发的初级救护员证。
截止到2020年1月份，深圳地铁工作人员已有6次在地铁内用AED成功抢救生命。
除了深圳，上海南京等地的地铁，也都配备了AED。
唯有在我们祖国的首都，首善之地的北京，客流量巨大的北京地铁，却始终拒绝配备AED。
相应的，迄今为止，我们没有听说过北京地铁有成功抢救呼吸心跳骤停患者的案例。倒是乘客在北京地铁突发心跳呼吸骤停不幸死亡的案例，时有报道。
2016年6月29日19点40分左右，年仅34岁的天涯论坛副主编金波在北京地铁6号线呼家楼站开往潞城方向站台上突然晕倒，随后失去意识，不幸身亡。
2019年3月18日，一名29岁的男性乘客在昌平东关地铁站行走时突然捂着胸口倒地，突发心脏骤停，不幸身亡。
这几位死在北京地铁站的不幸乘客，其过程和结局几乎完全相同。
他们与深圳地铁的6名幸运获救的乘客之间，很大程度上，就差了一个AED。
而北京地铁，多年来一直拒绝配备AED。
北京地铁拒绝AED，很明显不是因为资金问题。AED并不贵，每台也就三五万的样子。
这三五万，也不需要北京地铁自己出。2016年金波去世后，很多企业和个人愿意捐赠AED给北京地铁方，都被北京地铁拒绝了。去年中国红十字会愿意提供AED并负责部分管理，恳请北京地铁允许AED进入，也被拒绝了。
在我看来，北京地铁拒绝AED的逻辑，和中国医院普遍不肯进行安检的逻辑，其实是一样的。
这些年，中国伤医杀医案件频发，中国医务人员群情激愤，无数次的要求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医务人员安全。
其中，医院门急诊进行强制安检，是被提起最多的建议之一。
无论是基于理论的分析还是基于国外的现实经验，医院安检，都可以切实降低医务人员受到伤害的危险。
国内绝大部分导致医务人员重伤和死亡的案件，包括近期医疗系统群情激愤的杨文案和陶勇案，凶手都是使用了极易致命的管制刀具。正常人，是不会带这种东西去医院看病的。通过安检将管制刀具和其他凶器拦在医院之外，医务人员受到严重伤害的机会不会降到零，但肯定会大大下降。
如果我们早一点进行安检，杨文医生就不会死；
如果我们早一点进行安检，陶勇的手就不会残疾。
然而，医务人员关于医院安检的呼吁，不仅得不到正面的响应，还遭受了很多专家的批评和反驳。他们称：安检会降低患者就医体验，加剧医患对立，等等。
这些反驳的理由，荒唐到根本无需反驳。
为什么，面对不断发生的伤医杀医事件，全国医院极少主动推进安检。直到陶勇案之后，才开始在北京地区推广医院安检呢？
其实，内在的逻辑并不复杂。
杨文医生被杀后，医院保卫部门和领导承担什么责任没有？陶勇医生被砍，医院保卫部门和领导承担什么责任没有？
没有！
杨文医生被杀前，凶手多次恐吓威胁，杨文医生也向医院做了汇报。但医院安保部门始终置之不理，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。但即便如此，也很难追究他们的责任。
在中国，伤医杀医安检发生了那么多，你听说过有哪一次医院保卫部门和领导被追究责任了？
毕竟，伤医杀医属于刑事案件，对于这种突发案件，医院保卫部门和领导能找出无数你无法反驳的理由和说辞，来推卸自己的责任。
但是，如果医院搞了安检，再出现杀医伤医事件，医院和保卫科的责任就不好推卸了：凶器怎么带进来的？安检制度有没有严格执行？
没有安检，医生死多少都和领导没关系，大不了多发点抚恤金，反正也不是自己的钱。
但若有了安检，医生的命就和领导的乌纱关联上了。
医院进行安检，开心的是医生，受益的是医患。但某些医院的保卫部门和领导，可能就不那么开心了。
进行安检，不仅意味着医院保卫部门工作量的大大增加，也意味着保卫责任的明确。如果再出现杨文和陶勇这样的事情，保卫部门和医院领导很有可能因为安检不力，在汹汹舆情之下，被严肃追责。
所以，很多医院领导，是注定不喜欢安检，甚至强烈抵触安检的。
对某些领导来说，要最大的权力，做最少的工作，担最小的责任，这日子才能过的幸福愉快。
北京地铁拒绝AED，大概率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。
地铁不配备这东西，你死了就死了，跟地铁没有任何关系，地铁方面对你的死没有任何责任。
如果配备了这东西，地铁方面就有了维护管理和用它及时救治发病乘客的责任。如果地铁方面没有维护好管理好，没有及时正确的使用，就有可能被批评被问责。
说白了，地铁配置AED，从老百姓利益出发当然是大好事，从自己部门利益出发，却会有不同的结论。
这名45岁的男子，我不知道他家庭情况如何，但大概率和我们一样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每天为自己的父母妻儿任劳任怨，努力工作。
在地铁汹涌的人流中，他渺小而卑微，如同一棵小草。
但这棵微不足道的小草，对一个家庭而言，那就是一根顶梁柱；对父母妻儿而言，那就是一片天。
如果北京地铁和深圳一样配备了AED，他有很大概率可以不死。
如果中国医院早一些普及安检，杨文医生和陶勇医生的悲剧，也有很大概率可以避免。
去者不可复，来者犹可追。
愿这样的悲剧，此后不再重演。
这样的悲剧，不应该再重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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